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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七年与七十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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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七年与七十年。武义新闻网武义县继报纸、广播、电视之后新兴的第四媒体,包括今日武义报纸、数字报、武义手机报、月报栏。宣传介绍武义旅游,武义温泉,养生武

  1949年5月9日一阵鞭炮声迎来了大救星共产党、解放军。宣告武义解放。我们结束了流浪生涯。我父被追认为革命烈士,我家成了烈属,土地改革我们多分了一份烈士田地。第一年就取得大丰收,分得的五亩田收进二十几担谷。我妈捧着黄灿灿的谷子高兴地说:“这些谷都是自己的,不再交租了,你爸、你妹妹还活着该多好啊!”1950年恢复了村制,我被选为副村长,我妈被选为妇女会副会长。穷苦人民翻身当家作主了,翻身农民高兴得又跳又唱,唱出了“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,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,人民政府爱人民哓!共产党恩情说不完啊!”这首歌唱出了翻身人民的心声。1950年正月初二县长王新斋一行县领导来我家春节慰问。县长拉着我妈的手问长问短,我妈激动得热泪盈眶,一句话也说不出来,还通知我们中午参加县政府的春节宴会。1951年省人民政府组织烈军属慰问团,由陶健任团长来我家慰问。问我们生活有什么困难,我妈激动地说共产党好,毛主席分给我们田地,我们生活过好了。陶健团长要我妈申请烈士遗孀生活补助金,我妈一口回绝,再不麻烦政府了。陶健还说要带我去磐安读书。我妈身边只有我一个儿子,谢绝了。但也勾起让我读书的念头。解放前我在熟溪小学读读停停,停停读读,只读了八册书。父亲死了我第三次辍学了。当农民的我在农忙时在家种田,农闲时跟妈乡下谋生。学校学到的知识五年后基本上还回老师了。1951年村里办冬校(农民夜间的识字班),我去读了。1952年城关镇开办青年工农速成学校(半农半读)我去读了。只读了一年算毕业了。1953年武义县中招收工农分子入学,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。我试考了,结果榜上有名。一个数学只考6分的我将成为中学生了。我妈高兴的逢人就说我儿子要去读中学了。三年的初中时间,因我是烈士之后,学校给我甲等人民助学金。老师精心教学又得到同学们的帮助,数学第三学期就跟上班。1955年暑假还推荐我参加浙江省团委举办的共青团员夏令营。三年级时还选我当学生会主席。1956年我初中毕业了,学校保送我入浙江金华师范学校读书。在金师读书一切费用由国家包了。金师的副校长李秀芝也是中共地下党员,与我父亲曾有过交往。他看到我是王江声之后,建议学校每月发给我四元的生活补助金。当时四元值得现在的六、七百元。因为生活毫无困难,日子过得快。1959年金师毕业了,分配到武义最好的小学壶山小学教书。但只教了一年就把我调到武义昆剧团任编导。其实在团三年里培养一批音乐素质较好小演员。三年后响应中央号召回队任教,直至退休。1992年我妻子也从熟溪小学民办教师退休,夫妻两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。我妈幸福地活到了九十四岁谢世。

  解放前十七年我家是个家破人亡、受三座大山压迫受剥削的痛苦家庭。解放后的七十年是个兴旺发达幸福美满的家庭。我从一个好似乞丐,党和人民把我培养成一个人民教师。娶了妻、生了三个孩子,现在子孙满堂,全家共有五个教师、一个琵琶国家三级演奏员。一家人遵纪守法,和睦相处,儿孙孝顺。于2011年我家被评为武义县幸福家庭。人们说好日子是神仙过的日子,我们这代人神仙那有我们这样幸福美满。

  我们最幸运的是生活在中国改革开放美好的四十年。我家随着国家现代化,带来了全社会的现代化和电器化。我十七年前住在两间又低又黑又潮又小的泥瓦房。现在住四层的洋楼,还有一幢三层半的楼房正在装修。厨房电器化了,用上煤气灶、吸油烟机、电饭锅、电子炉、电磨机、微波炉。娱乐的有家庭影院、电视机、电脑。保健的有空气净化器、吸握拳机、电动按摩器。调空的有空调机五台,有电热器、电扇、电热毯。搞卫生的有洗衣机两台、吸尘器。饮食保鲜有电冰箱、冰柜。通讯的人人有手机。出行的有家用轿车三辆人。睡眠的被垫被盖,就被有土棉被、羽绒被、驼绒被。穿的服饰分季节,高档衣服有羽绒服、有呢大衣两年、有小羊羔皮夹克,有貂皮皮衣男女各一件,真丝棉衣两件,还有打太极拳的运动服五套。吃的更讲究了,吃保健的营养菜。吃保健品:人参、虫草、铁皮枫斗等。

  我十六岁那年括民党(老百姓恨透国民党给它取的绰号)派我壮丁谷一担。我妈生怕我抓去当炮灰,咬咬牙借生谷一担(青黄不接时借的谷)交上壮丁谷,秋收后要还两担。

  我的十七岁前的家庭是个赤贫的家庭。我妈生了九个孩子五个因无钱医治被夭折。一个逃日寇时分给塘里林樟溪做女儿,生天花夭折。1945年我妈又生了个女儿,因我妈骨里毒正凶无法养就挂菜篮于履坦(弃女)。我十二岁那年一家四口人:我、爸妈和六岁的妹妹。1938年我父参加中共地下党任武义区委组织委员兼中共下王宅支部书记。武义沦陷时我父被恶霸检举为中国情报(因我父常去国占区新宅做国共联合抗日),被日寇宪兵队抓去,受尽酷刑。因无证据,经多方营救在狱中三个月后出了狱。出狱后常放血,于1947年我父病危,为了交待党组织情况迫切要求我妈送他去金华福音医院治疗。醉翁之意不在酒(解放后党内人说此医院系中共地下联络站)。我父进院后第二天就死了。父亲之死我家失去了顶梁柱。我妈是个残疾人,我才十四岁,妹妹八岁,亲房叔伯四个也都穷帮不了我们。邻舍都说我这家只有讨饭一条路。也有好心人劝我妈说讨饭正大路。我们都不愿讨饭。我妈向娘家借来点钱作本钱,摆香烟糖果摊。去乡下赶戏场和道场。丢下八岁的妹妹在家养几只鹅过独立生活。道场上设讨饭席,我和乞丐同吃一桌饭;与讨饭人同排一队接施舍米。其实我已当上了乞丐。为了不挨饿,妹妹有口粥吃,也就顾不上脸面了。1948年冬我们在北缸窑道场上摆摊。第二天晚上,二伯父赶到北缸窑带来了妹妹被烧伤的凶讯。我们马上赶回家。当我们看到妹妹的惨景。我妈抱着心肝宝贝大哭。我的妹妹听到妈妈的哭声和我的叫喊。她吃力地睁开眼,低微地叫了一声妈、一声哥。眼睛闭上就断气了。我的可怜妹妹死时只有九岁。她从未吃上一餐饱饭,从未跨进校门一步,独自一人过了两个春冬,可从不叫声苦,多可怜的妹妹还要让他万痛致死。我们无钱买棺木,只得折板壁钉了小棺木葬到父亲坟边。为了生存我们继续赶戏场。我们在泉溪正逢隆冬。我们讨了几把稻草铺在台下睡觉。摊位是露天的,我们穿的很单薄。在霜天下冻得发抖。一个好心老奶奶看到我们可怜,回家拿来一件补钉上加补钉的破棉袄给我们穿。我们千谢万谢,把它当成宝贝。妈妈守摊给妈穿,我钻进稻草窝避寒。我守摊就拿我穿。妈妈钻草窝。这件宝贝棉袄跟我们渡过两个冬。一直保存到解放。

  我在黑暗的旧社会艰难地熬过十七年;在光明的新社会幸福地喜过了七十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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